90年代以降，专业性、学术性集刊异军突起，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出版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之一。其中，陈平原、王守常、汪晖联合主编的《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以及邓正来主编的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可能是开启这一新学术潮流的先行者。随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专业的学术丛刊即有如雨后之春笋，蔚蔚然而成大观。
跨学科的综合性学刊是这些期刊中的“重武器”，除前述《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外，还有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冯天瑜主编的《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黄克剑主编的《论衡》（福建教育出版社）、李学勤等主编的《海上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陈明主编的《原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饶子主编的《思想文综》（暨南大学出版社）、苏晨主编的《学土》（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朱立元等主编的《中西学术》（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即将面世的由刘东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学术》，亦属此列。
除综合性丛刊外，还有一批囊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美学、妇女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性色彩很浓的学术集刊，近年来悄然崛起，生机勃勃，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以史学为例，除荣新江主编的大型唐史学刊《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季羡林等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的《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中山学社主办（丁日初主编）的《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外，还有中国元史研究会编的（蔡美彪主编的）《元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编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给本来呈现冷落之态的历史研究领域带来阵阵暖风。
哲学研究界也不甘落后，吴国盛主编的《自然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汀阳主编的《论争》（辽海出版社）、张汝伦主编的《中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刘小枫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东方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编的（徐远和主编）《东方哲学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黄宣民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岳麓书社）、朱伯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复旦大学哲学系编的（潘富恩等主编）《孔子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严肃深奥的哲学园地生长出色彩各异的花卉。
近十年来国学研究的复兴与欣欣向荣，也突出反映在有关学术园地的一派生机上。除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张岱年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等“老”刊物外，还诞生了许多新面孔，如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袁行霈主编的）的《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燕京研究院编的（侯仁之等主编）《燕京学报》（北京大学出版社）、陈少峰主编的《原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中国和平出版社），在推进汉学研究的深入和介绍海外汉学方面功不可没。此外，在法律、文学、美学、语言、经济学、政治学、妇女学等研究领域，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个性突出、影响较大的刊物，从整体上把相关学科的学术建设推上了新的层次。
上述学刊，其编辑情形有异，学术旨趣亦不尽同，但无不以追求高学术品质为依归。除个别例外，基本上都是连续性出版物。大都相对固定地依托于某一出版社出版发行，大都是开放式、面向海内外学界的。这些学术性很强的丛刊，基本上都是阳春白雪式的专业园地，但其学术辐射力却往往超出本专业而引出其他专业人士的诸多兴趣和关怀。从篇幅与规模上看，大都每期二三十万字，取大32开本的书籍形式，而且在封面设计与制作、版式设计、内文用纸等方面相当考究。在办刊出版地点上，这些学术集刊以京、沪两地为枢纽，由这些学术文化重镇的著名专家学者挂帅，并且除季羡林、王元化、周一良、任继愈等大家名流外，主持这些学术丛刊的多系学界中坚，如陈平原、刘梦溪、赵汀阳、刘小枫、荣新江等，人气才情如日中天。与已有的数以千计的人文社科刊物相比，从绝对数量上讲，这些学术集刊力量尚显单薄，但这些集刊在推动学术发展、科际交叉与整合、提倡学术规范、推动学术批评等方面却功彰绩伟，其学术影响力很大、号召力很强。这些学术丛刊不仅是中国的刊林新葩，而且它们的存在与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新世纪中国学界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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